博士论文后记

人们常说博士论文应该是一个研究人员学术生涯早期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因此前两年一直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写一个彪炳史册的博士论文。但博士论文还没有完成时，我就知道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因此，我就开始憋着一股劲，一定要写一个彪炳史册的博士论文后记。但当我完成博士论文的所有工作，真的要动笔写后记时，才发现自己如此淡定，想假惺惺地煽情一下，都写不下去，一直拖着。博士论文早已完成，就缺一个后记，想不通为啥一定要有这个东西。但马上就要交稿了，只能想到什么就写点什么。

当初想读这个博士，却并不顺利。正像2007年本科毕业时，考研没考上，打工一年一样，2010年硕士毕业时，也一心想要读博的，但阴差阳错又没有读成。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又成打工仔。工作之后，读博情结难消，一直希望重回学校。2011年到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工作后，这个想法有了实现的机会，承蒙单位支持，2012年9月份即以委托培养的形式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读博。

为什么对读博士这么有情结呢？通俗的理由实在想不出来，只能假大空地说，这源自对获取新鲜知识的无限渴望，以及在知识创新上取得成就时所获得的满（xu）足（rong）感（xin）。罗素说他想知道星星为什么会闪光，而我想知道人类的文明为什么会潮起潮落。罗素说他想理解毕达哥拉斯的思想威力，即数字支配了万物运转，而我想了解人类社会的运转是否也遵循了同样的规律。说得好假大空，不过这的确是促使我从事科研的原始动力。当然，随着自己研究、学习的更加深入，我越来越像一个不可知论者，对自己的知识再不敢自负。人类社会太复杂，任何人如果对待社会科学如自然世界一样，最终都会陷入“致命的自负”，觉得自己可以改造这个社会，实际上最终给社会带来的只能是破坏。摆脱这种“理性的狂妄”，才能认真踏实地做一些研究。

说到了“理性”就让我想起来自己学术生涯的第一篇论文：《经济理性的数学化：经济学中的数学何以如此之多》，这篇论文从本科一直写到的硕士，最终也未能发表，但却代表自己当初阅读和思考的兴趣和深度。如果当初博士是从硕士直接读的，自己的学术兴趣也许就继续向着经济学史、经济史前进了。但阴错阳差，工作两年后再边工作边读博，只能关注更为现实和现时的问题。

当然，关注现实问题，可以更容易发表论文，读博前后这几年撰写的近20篇学术论文，大多数都是因关注现实问题而有感，甚少是对经济学理论、经济学思想的“反思”。因此虽然读博前后这几年，写出的论文和发表的论文都不算少，但都只是一些“短平快”技术性论文。以至于我不情愿但又不得不承认，包括这本博士论文在内，最近几年撰写所有论文，无一能够对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问题给予深刻描述或解答，遑论对经济学理论的边际贡献。

当然，虽然学术成绩单不能令人满意，但好在有“文责自负”学界规则，因此这里仍然可以遵循惯例，感谢一下大家的帮助。我原本的博士论文选题是关于“土地财政”的，但完成开题后，跟导师袁志刚教授的一番交流，使我觉得改变方向，研究现在博士论文的主题更有价值，因此这里最先感谢应该是袁老师。而如果没有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王海明副院长的直接支持，我也没办法一边工作一边读博士，他提供的这一机会，是我一直要感激的。我博士论文当中的两章是和复旦大学刘冲师兄一起合作的，感谢他允许我将这两篇论文放到博士论文当中，使得我博士论文虽然深度不够，但厚度尚可。而与其他复旦同学的交流也使我获益良多，如熊瑞祥博士、梁文泉博士、唐为博士和汤毅博士，等等。当然，要感谢的还有之前上海财经大学的硕士同学胡军博士和洪占卿博士，感谢语几年前就想好了：作为数学系毕业的我，如果还掌握了一点计量经济学知识的话，那就都是跟他们学的。

最后，考虑到读博期间出版的一本专著中，已经感谢过未来的丈母娘了。而且她迟迟不肯发货，我被迫只能给了差评，因此这里谨以此博士论文献给我的母亲：如果我有任何善良和勤劳的品格，那皆是继承自我的母亲。

2015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