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郭峰（guofeng@sfi.org.cn）

（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3年6月25日，有删减）

促进中国经济再平衡被认为是中国新一届政府的重要使命。中国经济的失衡被认为表现在多个方面，例如消费内需不足，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城乡二元经济顽疾尚未根除，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进城又造成城市内部新的二元结构，等等。

中国经济可能的确存在诸多失衡之处，然而中国经济失衡当中的首要问题是经济统计数据的“失衡”。中国官方的经济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历来在学界争论不休，国外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时的首要工作就是甄别中国经济数据的可靠性。中国官方经济统计数据质量不高导致从数据上来看，中国经济与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上宣讲的理论，以及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表现，出现很大的不同，因而相信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学者就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而相信中国特色论或更有“理论自信”的人就指责主流经济学存在缺陷，不能概括极具特色的“中国模式”的经验。

中国经济失衡首要表现是数据失衡

但是，如果我们洞穿中国官方统计数据的迷雾，探寻中国经济的真实运行情况，也许中国特色就要褪色不少。一些失衡可能也变的不再失衡。数据失衡和经济失衡显然对经济政策有着完全不同的启示，不得不慎。只有首先辨析、解决经济统计中的“数据失衡”问题，治理中国经济失衡才能对症下药。

例如，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来看，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在2011年为49.1%，虽然扭转了十余年来连续下降的趋势，但仍显著低于1990年代的60%以上的比重。若果真如此，中国扩大消费内需当然就任重道远。然而，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消费数据可能存在严重的低估。例如，现任央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就认为中国目前的消费率已经超过了60%。与之类似，复旦大学的张军教授早前也提出，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中存在大大低估住房消费、没有涵盖由公司账户付费的私人消费，并且传统的住户调查方法也存在局限等问题。根据学术界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最常引用的一个数据库—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的数据，只考虑各国价格水平的不同的影响，中国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在2010年（该表的最新年份）也能达到GDP的60.9%，而不是官方数据给出的48.2%。

虽然60%的消费率仍低于世界其他地区，例如欧盟的80%，美国的88%，但与日本、四小龙等东亚经济体当初处于与我国目前相同发展水平时的消费率就比较接近了。况且美国等国也在倡导抑制过度消费，增加储蓄。因此，如果这样的数据是可靠的，那么扩大消费内需，解决中国经济失衡，就成为无的放矢的政策宣示了。

再例如，推动城镇化建设是新一届政府工作核心中的核心。城镇化首要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然而在中国却没有可信的“城镇化率”统计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统计，中国2011年的城镇化率为51.27%，显著低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70-80%的城镇化率。若果真如此，则中国的城镇化率显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等人根据中国分产业就业人数等的统计，认为中国的城镇化率，即便按照常住人口口径，仍存在很大低估。例如在农村也有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而是二三产业，往往长期奔走于城市与农村之间进行贸易活动，并对城市形成了大量消费，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正的城市化率可能更高一些。

中国城镇化率数据的不可靠性的另一个表现是部分省级政府及绝大数城市政府官方上甚至都不统计或虽然统计但是不公布其辖区内的常住人口数据。2011年，笔者曾在一项研究中涉及到各省的城镇化率比较，发现长三角某省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竟然没有城镇化率数据，笔者特意向该省统计部门电话咨询，结果被告知此数据“暂时”保密。

由于中国哪些人居住在城市，哪些人居住在乡村，都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因此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整个居民收入差距，各类统计数据就差异极大。在相当的学者和舆论看来，我国的收入差距不仅巨大，而且仍在恶化。然而。知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在其著作《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认为我国农民收入近年来增速远超城市，城乡差距正快速缩小。我们一直在讨论收入分配改革问题，然而却缺少进行严肃学术讨论所需要的“事实共识”。

“边缘改革”和中国统计体制

近期媒体热炒“克强指数”，用工业用电量新增、铁路货运量新增和银行中长期贷款新增的组合来代替GDP，反映经济运行状况，这说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质量之差，不仅得不到学界的认可，连主政者对此也心知肚明。

中国官方经济统计数据的糟糕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色彩已经很浓厚，然而经济统计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痕迹却依然严重。相当部分的经济数据的统计依然借重于中国政治集权的优势，自上而下发布指令，再自下而上汇报数据，这难免会受到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干扰。此外更重要的是，根据经济学家科斯在其新著《变革中国》中的阐述，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边缘改革”。体制外、边缘的地区和部门率先开展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而这些边缘部门往往无法得到官方统计的覆盖，尽管这些边缘部门现在可能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例如一个常用的就业数据为“单位从业人员”，而这里的“单位”基本上限于党政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体制内”就业部门。例如，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为1.22亿人，仅占全国就业人数的16.1％，城镇就业人员的35%。

实际上，这并不是统计部门一家的问题，而是在整个政府的治理思维仍没有完全扭转到适应市场经济的程度，都或多或少地保留了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体制和思维。例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设置为多高，曾引起很大争议，然而在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税对象基本上仅涵盖有正规工作的工薪阶层的工薪收入，而不是综合性的个人或家庭收入，而对从“体制外”获得的灰色收入，视而不见。以至于个人所得税被部分学者指为沦落为“工薪税”。目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群体大概仅有3000万人左右，仅占中国总就业人口的4%。考虑到灰色收入主要集中于高收入群体，因此导致工薪阶层税负有超过高收入阶层之虞。只这样的事实认知基础上，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是无从下手的。

回到上文关于中国经济失衡的例子，中国消费内需的“不足”，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居民收入和消费没有纳入统计。因此中国的经济失衡，不在于消费不足，而可能是另一种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失衡。同样地，中国城镇化率存在低估，则意味着很多人居住在城市，却没有被视为城市居民。这是一群不仅“户籍”没有覆盖到，甚至连“暂住证”都没有覆盖到的群体。而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城市化的重心，可能不在于将更多的农村居民集聚到城市，而是将已经集聚到城市的边缘群体“台面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