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郭峰（）

（发表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3年4月23日）

每逢佳节被催婚。恐怕每个回家过年的都市单身白领们都遭遇了这个问题，返城后开始新一轮的购房、结婚高潮。美国某知名的媒体也报道认为孤独的单身汉促进了中国房价的高涨和经济增长。去年，知名华人经济学家魏尚进和其他专家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中国35个主要城市房地产价格上涨中有48%要归结于人口性别失衡。在本文，我们将试图说明这可能存在夸大，由于年龄结构的原因，性别比的失衡不足造成过去十年房价的上涨。

最主要的性别比概念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男孩数/女孩数）。在一个自然的人类社会中，正常的出生人口比应该是每100个女孩，对应106个左右的男孩，这样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长期人类演化的结果。但是在根深蒂固的“重男轻女”传统思想影响下和计划生育政策（当然还有B超和流产的现代技术）共同影响下，我国自1980年代开始，出生人口性别比就不断走高，到2000年升高到115，2005年升高的120，部分地区更是高达130。虽然最近几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下降，但到2011年仍高达117.78。

    如果按照简单的线性推演，我们会发现2005年出生的男孩子，当他们长大时，会悲伤地发现，他们当中每六个人中至少有一个找不到同龄女人做老婆。当然由于在每个年龄段，男孩、男人的死亡率都要高于女孩、女人，因此实际情况会好于1/6，但仍很“可观”。

理论上，这一偏离自然的性别比，会对住房的需求，从而价格，产生重要影响。男多女少，必然意味着在婚姻市场上，男性将面临激烈的竞争。在这个时候，住房就可能成为男人竞争力的信号和代表。在“高帅富”中，最重要的不是“高”和“帅”，而是“富”。

丈母娘要求自己的准女婿必须要有房子才肯点头，相信这一说法，你绝对不是第一次听到。在广泛报道和流传后，住房的“丈母娘需求”早已甚嚣尘上：丈母娘不愿把女儿嫁给无房男人，从而导致住房市场的“刚需”居高不下，从而导致房价高涨，超过住房直接消费（居住）带来的价值。

这绝不纯粹是调侃，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严肃的学术分析。知名华人经济学家魏尚进教授和他的合作者在2012年的长篇论文中论证了性别比造成的婚姻市场竞争加剧对房价的影响。他们研究发现，性别比恶化推动家庭购买更大更贵的住房，而租金回报率随男女性别比的提高而降低，因此，性别比的失衡确实推高了房价以及房价租金比（房价租金比能够反映房价与居住需求价值之间的差异）。具体而言，如果考虑性别问题的内生性以及数据的测量误差等问题，性别比提高6个基点可以带来房价10.62%的上涨。

但是，下面我们通过简单的数据分析，可以直观地感受到这一逻辑可能并不是如此简单。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只在个别年份才有公布，且由于低年龄组女孩漏报、瞒报等原因，人口专家一般认为我国目前公布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略有夸大（但是夸大程度并不大，无法从根本上否定上述说法）。因此我们使用5-9岁年龄段的性别比来反映我国人口的性别失衡现状，这一时间段属于入学年龄段，相对较为准确。下图显示，我国此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随着时间推移显著提高，从中似乎可窥见未来婚姻市场的激烈程度。生娃要生“招商银行”，可别生“建设银行”。

此外，我们也使用我们通常使用的首次购房年龄段25-34岁，以及为购房做准备的年龄段20-24岁的性别比。由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到成年人口性别比存在时滞，且男女在各个年龄段的存活率不同，因此以上这几个数据不能做水平比较，但他们发映出的趋势应该是可信的。图3显示，成年人口的这两个年龄段中的性别比均从2005、2006年左右开始迅速上升（这是1980年开始上升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滞后反映）。如此看来，性别比的失衡，的确有可能是近年来房价高涨的潜在原因。不过，我们也应注意，成年人口性别比开始上升的节点实际上晚于我国城市住房价格快速上涨的开启年份，因为早在21世纪刚开始的两三年，房价的高涨已经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图1：1982－2011年相关年龄段人口性别比

数据来源：历次《中国人口普查资料汇编》、历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更重要的是，对于任何理论命题和假设，我们都要考虑其他因素的干扰，以求得逻辑上的一致性。如果我们认可性别比的失衡，会导致婚姻市场的竞争加剧，从而对我国的住房需求和住房价格会产生系统的影响这一逻辑。那么我们就需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也应该影响到婚姻市场的性别比和竞争程度。那就是，女青年在寻找婚恋对象时，往往并非其同龄人，而是要高出几岁。一般要高出三岁左右，城市可能更高。

由于统计数据的限制，我们这里计算高出5年的男女性别比（只是粗略反映一个趋势，不做具体数值的结论），即我们用25-34岁的男青年人口数与20-29岁的女青年人口数之比来代表成年人口性别比和婚姻市场的竞争程度。图1显示，虽然以同龄人性别比衡量的婚姻市场竞争程度在最近几年的确加剧了，但是粗略考虑到年龄因素后，婚姻市场的竞争程度从1990年代末我国住房市场开始繁荣之后，实际上是大幅、快速下降的。

原因不难解释，例如在2005年的时候，25-34岁的男青年，是在1971年-1980年出生的，而20-29岁的女青年，是在1976年-1985年出生的。由于从1980年开始到1990年结束，我国人口出现了1949年以来的第二波婴儿潮，因此这一错位的男女年龄段人口是大为不同的。

如果上文的分析逻辑是可信的，那么考虑到1990年开始的出生率大幅下降，以及1980年代开始出现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未来的男性在婚姻竞争市场中，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并且比出生人口性别比反映出来的还要严重，这确实可能会影响到未来的住房需求和住房价格。但是如果认为性别比的失衡导致的婚姻市场竞争程度加剧，是过去房地产业“黄金十年”里住房价格上涨的决定性原因，则笔者不能认同。换言之，如果硬要望这个逻辑里面套，那么与其说是“丈母娘需求”，不如说是“亲娘需求”，为儿子未来提高竞争力而已。

总结而言，与其说是年轻人的“刚性需求”和“丈母娘需求”支撑了住房市场的居住性需求和住房价格，不如说是投资性需求者认为年轻人的这些需求会支撑（未来的）住房价格。在这一逻辑下，投资性需求者预期未来会有更多的“刚性需求”和“丈母娘需求”可以承接他们以投资目的所购买的住房，从而积极入市；而这些居住性需求者也反过来受到投资性需求者的影响，他们面对由投资性需求者不断推高的房价，也不得不时刻准备着，以求随时尽早地入市购房，以免在未来造成更加难以负担的局面。结果就是，包括已经尝到甜头的投资性需求者和年轻人在内的越来越多的购买者都涌入房地产市场来抢购，从而推动了住房价格的上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