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与上楼

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郭峰 （）

(初作于2012年12月31日，发表于上海证券报2013年1月30日，此处略有修改)

你可能不关心政治，但政治一直关心着你。目前，在新的政治周期开启之际，城镇化已经成为下届中央政府的执政关键词，被寄予厚望。有很多冠冕堂皇的词可以用来形容城镇化对经济的重要性，例如扩大内需、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但在中央对城镇化还没有具体开展“顶层设计”，这些天花乱坠的功效也没有进一步显露之时，它首先已经在房地产市场显露了其威力。

即便中央一再强调要“继续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不动摇”，但在城镇化的春风刺激下，彻骨的寒冬里，房价已经像打了鸡血似的蠢蠢欲动了。各种地产相关概念股被热烈追捧，地产商成为最为兴奋的群体之一。

城镇化支撑房价，这难道还有疑问，还需要专文论述吗？是的，且听我慢慢道来。那些认为城镇化可以为支撑房价的学者或专家，内心一般都认定城镇化可以为住房需求提供强大的支撑。但余下我将试图说明，中国特色的城镇化尚不足以为住房提供真实居住需求。

诚然，我国城镇化以常住人口计，才刚刚迈过50％的关口，离发达国家动辄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有学者就估计未来若干年，我国城镇化率每年仍可以提高一个百分点以上，再加上城镇原有居民的改善性需求，未来每年新增的真实住宅需求将在8亿平方米左右!

可是，我认为这些专家学者在分析这一问题时，可能混淆了“需要”和“需求”的区别。在任何一本入门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第一讲中，我们都会学到这两个概念。经济学中“需求”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在一既定的价格水平下，消费者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而“需要”只相当于对物品的偏好，并没有考虑支付能力等因素。一个没有支付能力的购买意愿并不构成需求。经济学的基础分析工具是需求与供给理论，而非需要与供给理论。只能意淫却无力支付的东西，不属于经济学研究范畴。

因此，如果城镇化不能带来居民收入的提高，那么即便大量的居民涌进城镇，由于缺少支付能力，也就难以形成对城镇住房的有效需求。而我国过去的城镇化模式恰好是这种没能带来（足够的）收入增长的城镇化。我国城镇化的主导模式是外向型的，在沿海等利于出口的地区，大量工厂成立（包括很多外资企业），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但是，由于我国传统上农村劳动力存在大量过剩，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决定了即便城镇现代部门从农村传统部门大量吸收劳动力，而其支付的工资水平却仍保持在低位。即这些农民工只能获得非常微薄的收入，大头都被国外的老板或这国内的老板儿赚走了。农民工所获得的微薄收入，完全不足以形成对住房的真实有效需求。

而在统计上，所谓城镇化率是从常住人口口径来统计的。而所谓常住人口，是指实际经常居住在某地区一定时间（半年及以上）的人口。因此，尽管由于常年居住在城镇，统计上农民工成了城镇居民，但受限于其支付能力，无法形成对住房的真实有效需求。

相关统计也显示，目前真正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的比例仅仅有35％左右，而城镇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的裂口的主体即农民工。而另据有关部门调查，农民工在城镇的住房，52%为用人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47%为租住“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区的农民住房，自购住房的比重不足1%！

因此，历史上，中国城镇住房面积的大幅提高，并不是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带来的。而是那些有能力购买多套住房的群体，在满足自住需求之外，看到皇皇大军涌入城镇，因此想当然地认为，多投资购买一些住房，可以在未来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给需要居住的人，形成了各种“房叔”和“房嫂”，动辄拥有数套，甚至几十套房产（参见笔者《“房叔”的算盘儿》一文）。

有人可能辩解说，之前城镇化没能带来住房的真实需求，不代表未来不能带来住房的真实需求。中央在表态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时候，不也宣示要努力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吗。不错，促进农民工的市民化确实已被列为城镇化的目标之一。只是，一个政策目标的完成情况要看这个目标的难度系数和地方政府的执行意愿，从这一点来说，所谓的农民工市民化是非常令人怀疑的目标。君不见，尽管京沪惠等地终于在最后关头出台了异地高考的方案，但参加这个异地高考的难度，不亚于去欧美国家留学！一叶知秋，一个异地高考方案尚且如此难产，何况农民工上楼。

即便我们相信中央的诚意和地方的忠诚。我们也要看看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的可靠性。正如上文所述，要实现农民工上楼，必须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或者降低房价!）。这有两个途径，一是提供居民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在“二元经济”模式逐渐消退之后，劳动生产率决定了劳动力的工资。但提高劳动生产率最主要的途径却是教育，而农二代在城市受教育的环境如何，民工子弟学校在师资、设备上备受歧视的遭遇，上文说过的异地高考之难，都已足够说明问题了。二是通过收入分配的方式提高低收入者的相对收入，这无疑又是与虎谋皮。君不见，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喧嚣多时，也只听脚步声，不见人下楼。最终即便在民众千呼万唤之后，在本届政府即将荣休的时候，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终于出台，但各个媒体都在第一时间接到通知，对此方案，除新华社通稿外，不准报道、评论和转载。什么样的政策，是否能有实效，可想而知！

总而言之，如果没有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城镇化不足以为城镇住房需求提供支撑。2012年年末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的最大功效在于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这样的城镇化就相当于在没有促进生产产能和就业收入的前提下，单纯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这更无法支撑住房等巨额消费（参见笔者《如何从总需求和总供给角度看城镇化》一文）。因为，高房价本来就是限制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城镇化的口号地位提升时，却给房价打了鸡血，实在是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