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关于“号贩子”的新闻再起热议。在这当中，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对号贩子一片谴责声中，也有一些人在为其“辩护”，甚至声称应该“感谢”号贩子，而这些人基本上是经济学家。

号贩子不值得赞美

号贩子之所以被部分经济学家所赞美，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为管制的医疗价格，使得医疗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帕累托有效），而号贩子却可以让价格机制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发挥作用，即评价高、出价高的患者优先得到治疗。然而，仅仅遵循帕里托效率的原则是不够的，我们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追求其他目标，最常见者，例如公平。价格机制非常有效率，但却不一定公平。由于先天或者其他原因，人们的收入和财富水平可能存在很大分化，从而人们所能支付的价格就存在很大差异，但总不能说富人的命比穷人金贵，所以应该优先治疗吧。

相对于价格机制的“价高者得”，排队实际上就是“先到先得”。而“先到先得”这种占有资源的方式其实在人类演化史和所有权起源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一些情形下，如果一人“先占”了某种资源，那么该人就获得了该资源的所有权。相对于依赖市场的价格机制，和依赖政府的配给机制，排队机制实际上依赖的是社会习俗。其实，物权甚至国家主权的法律起源就跟这一习俗有莫大关系，否则怎么说你先发现、占有了一群海岛，它就是你的呢？

因此，排队机制在维持社会正常秩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以至于人们会将不按照先到先得原则而插队的人视为缺少社会公德。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从来没有反思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用排队来解决一个人是否能够先吃饭、先就医、先购票就是合理的？没有人反思这种机制，也正说明这种先到先得机制已经成为一种被默认的社会习俗。如果不遵循这样的机制，也许毫无章法的人类就进化不到今天。

当然，排队机制也有自己的缺点。排队花费了时间，但却没有创造价值。这一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租值耗散”。从而，为节省或者获得这些被浪费的资源，又有很多制度创新涌现。举其小者，餐厅、银行的“叫号”制度就是节省了排队者的成本。排队者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做一些其他有价值的事情，而不用担心其依赖先到先得习俗获得的优先权会丧失掉。消费者获得效用改进的同时，商家也因为人性化的处理赢得了商誉，这些都可以视为重新获取了本来会消耗在排队中的租值。

黄牛党、号贩子的产生，实际上也是为了攫取这些被耗散的租值。号贩子首先付出了时间和金钱，得到挂号，然后再按照供求关系，在医院外灵活应变，不断地调整价格，以求在最后一刻把所有的车票出手，因而原本在排队中耗散的租金就被号贩子所攫取。但是，号贩子往往内外勾结，形成垄断票源后就大肆提价，因此严重干扰了资源分配机制的正常运作，从而为社会道德乃至法律所不容。

更重要的是，号贩子的存在，实际上扭曲了排队机制先到先得的本意，因为号贩子并不是真正需求者，而是转手给出价高的人。因此，排队+号贩子既扭曲了排队机制的本意，也没有实现价格机制的目的（刺激医疗供给增加），所以肯定不算是一个好制度，但号贩子并不值得“赞美”。在排队机制没有改变的前提下，加大对号贩子的打击力度，或者实行实名挂号制度等等，都比“赞美”它更实际、更符合逻辑。

一些经济学家为何如此自负？

即便不痛斥号贩子，一些经济学家为治理号贩子乱象开的药方是放开挂号费价格管制，而这在网上激起的争议也非常大。为何这些经济学家的见解与普通民众的常识和其他学科专家的见解，差异如此之大呢？

笔者认为，这深深反映了一部分经济学者对“经济理性”的“自负”。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市场经济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特别是在经济学界，这简直不可亵渎。捍卫市场经济似乎成为经济学家当仁不让的天职——“经济学家的责任是为市场经济辩护” 。

现实社会中现存的一些非市场机制的资源分配方式，例如医院挂号、住房限购、拉闸限电、车牌管制、春运抢票，等等。在一些经济学家的心目中，这些非市场调节机制都是大逆不道、倒行逆施的。认为这些管制都应该取消，让价格自由上涨，以实现资源有效配置。

当然，并不是说这些经济学家不承认社会公平正义也值得追求，也不是不承认在实现公平正义上，存在市场机制失灵的可能性，而是即便他们承认市场失灵的可能性，也强调政府的调控也应该是“市场化”的调控手段，例如放开医疗诊治费，然后通过其他渠道，如医疗保险、补贴等，实现社会公平。其实，与此类似的建议还有放开春运火车票限制，然后补贴买不起票的穷人（前些年火车票贩子也非常猖獗）；放开商品房限购，然后建设保障房，等等。

陷入悖论的价格+补贴机制

具体到医疗资源配置上，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还是承认“患有所医”的基本人权的，只不过一些经济学家开出的药方是应该通过价格机制来分配稀缺的医疗资源，并进而通过其他补充机制来弥补价格机制造成的不公，例如医疗保险、穷人补贴等。然而，这个建议只能是“看上去很美”。

发放补贴等于使分配稀缺资源（或其货币等价物）的直接权利转移给了政府。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对医疗资源进行一次分配，并进行征税，然后通过征收到的税收补贴穷人或者建设基本医疗保险，进行二次调节。但是，如何征税，如何补贴穷人，如何建设和分配基本医保呢？这难道不会涉及政府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避免徇私舞弊、贪污腐败问题呢？对政府调控的不信任，不就是市场派经济学家对非价格机制的最重要质疑吗？

所以这完全是一个悖论：这些市场派经济学家一方面认为在任何场合下都应该由价格机制来分配稀缺资源，而不能由政府用其他非价格机制来调节，因为他们不相信政府管制能够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认为政府有权力进行二次收入调节：给看不起病的人补贴，给买不起火车票的人补贴等等。

其次，一次市场配置再加一次政府调节，就一定是最节省成本、最优的方案吗？就拿号贩子争议为例，这种“价格+补贴”机制较上述先到先得的排队等机制“更优”的一个“假设”（多么熟悉的经济学词汇）是：识别究竟哪些人应该补贴，那些人应该高价收费这件事，是无成本的，或者是靠医生的道德自律就可以实现的。而这一假设恰恰是完全不符合现实的，这也是这个“价格+补贴”机制的一大漏洞。

利益诱导下，人们必然有动力伪装自己的真实属性，骗取补贴。再设计一个征税机制、补贴机制、信息披露机制，防止徇私舞弊机制，进行“有效”补贴，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就一定低于排队、抽签、配给等非价格机制吗？

因此，只要承认社会公平、正义目标也值得追求，那么经济学家就不应该如此自负，坚持对任何“商品”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用价格来调节。具体应该采取价格机制，还是排队、抽签、配给等非价格机制，应该视具体情形而定。而对于挂号费和号贩子问题，经济学家也不妨多听听民众和其他学科专家的意见。